桶装水水桶生产厂家::揭密王明与毛泽东斗争失势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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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揭密王明与毛泽东斗争失势真相(组图) 环球时报

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以王稼祥为传话、代理人,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明(左)和周恩来(右)的合影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 ——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