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国标色p01图片:揭秘江青在秦城监狱里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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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读书2011年05月23日 10:42     作者:叶永烈 

 摘自:叶永烈 著 《“四人帮”兴亡-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 出版

阅读提示:江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阅读《“四人帮”兴亡-下》连载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

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 (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扞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

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嘁嘁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1980年11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11月26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12月23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过程中,对“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如下:

被告人 出示证据(件) 出庭证人(人名) 合计

江 青 86 16 102

张春桥 59 5 64

姚文元 35 4 39

王洪文 33 2 35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偶尔,她也答复:“是事实。”

1980年12月24日,法庭进行辩论。她知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礴”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写了份长达三十四页的“交待材料”,题为《我的抗议与更正》,详尽描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如“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并历数了她的这些“斗争”如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与赞许。

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宣读了这份“交待材料”。另外,她还“精心”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1980年12月24日上午九时整,值庭法警拉响了开庭铃。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长和十七名审判员出庭。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

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五名检察员。

曾汉周:“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值庭法警将江青带至法庭被告席。

曾汉周宣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曾汉周:“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非法拘禁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处。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我的发言完了。”

曾汉周:“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律……”

江青:“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汉周:“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曾汉周(按铃警告):“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了两页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据说,那是因为她要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只写了一篇八百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陈伯达打倒了。如今,她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总共不到两页,用钢笔竖写,还没有八百字哩!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是“浓缩的精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

1979年10月26日稿

1979年11月8日交侦查审讯员(两页)

此稿略有修改,1980年10月9日于秦城监狱

江青读毕,接着说道:

“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我是执行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扞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

(将原文交给值警法警)

曾汉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12月29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24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

“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

“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在十名主犯之中,江青民愤最大。在进行判决前,曾听取各方意见,在部队代表中做过“测试”:

被邱会作陷害打倒、复出后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文将军发表意见:“江青和张春桥起码应判死刑,王洪文可判十五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应分别判处无期。黄、吴、李、邱、江应判十三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

接着,海军、空军等单位分别拿出判刑意见。普遍认为江青、张春桥应判烈刑或死缓;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比“四人帮”好,因此判的最高刑应比“四人帮”低。“四人帮”是靠“打、砸、抢”起家的。

正在这时,全军几百万名指战员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十名主犯量刑进行了投票表决。参加投票的八十八名代表,有近十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三十三人,死缓四十八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三十六人,死缓四十六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六十五人,二十年十一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十七人,二十年四十九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三十二人,二十年二十七人,死缓十五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四十三人,二十年二十二人,死缓十一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十五人,二十年三十五人,十五年二十四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十人,有期徒刑十一人,二十年三十八人,十五年十一人,七年一人;

邱会作:死缓十三人,无期徒刑十一人,有期徒刑十二人,二十年二十八人,十五年二十一人;

江腾蛟:死缓二十五人,二十年三十九人,十五年十三人。